自如“海燕计划”说出毕业生心声：我在毕业只想选择“做自己”

  从大学走向社会的过程里，无论干什么都有那么多的选项，yes or no，A B 还是 C，把每一个自我淹没在无边无际的考量和不安里。那些选择的重量会让你怀疑，按下选择的这只手能承受它带来的后果吗？是不是应该保持默认，接受父母建议，过上别人帮你规划的生活，才会过上更轻松一点的日子？但那样的话，你自己又在哪里？

  “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你要一直选来选去的？为什么要在不同的鞋，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家具，不同的住处，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选择，选择，选择？为什么你闭眼点击下一步，为什么不轻松地接受命运安排给你的默认选项？你每一步去精挑细选就是对的吗？你又怎么知道？”

  我们和 “自如海燕计划” 想一起帮你找到你自己的回答。我们走出办公室，寻访了一批在18岁到24岁的人生转折期里面临选择的年轻人，他们也许就是你身边的同学或对桌新来的同事，他们的忧虑与困惑一点也不比你少，但他们都在无数可能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姿态与方式 —— 希望你也能。

  高言是在大四发现自己再也不喜欢 b-box 了的。

  六七年前，他在初中期间喜欢上了 b-box，那么时候身边没人可以一起玩，他就在网上找伙伴，在贴吧，在优酷的评论区跟人交流。大学到了上海，为了聚集起有这个爱好的人，他还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 b-box 社团。

  一直以来，“b-boxer” 都是他重要的认同感来源。他会这么跟人介绍自己，也愿意在众人的邀请下来一段，但现在他不愿意了。有一天，他去参加了几个上海 b-boxer 的聚会，在那个聚会上，他忽然感到一阵不适，过去熟悉的场景突然变得陌生。

  “我觉得他们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没劲。”

  从聚会回来之后，他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天线宝宝里的 “诺诺吸尘器”，像是要躲回到一个更安全和简单的世界里。

  被挫败的期待：我是谁？我在这干什么呢？

  扎西是高言在这所财经院校里的同班同学，他是藏族，来自拉萨，但高中就到了上海读内地班。他普通话说得很好，甚至还会带一点江浙口音。高言忙着张罗社团和踢足球的时候，扎西觉得，他根本就是来错了地方。

  还没上大学时，扎西看过一部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《来自虞美人之坡》，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初，从战后复苏中的日本，旧的事物被摒弃，人们谈论着新鲜的一切。在他的想象中，那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：“宿舍特别旧，但大家有很多社团，很多样，虽然你研究哲学，我研究化学，但我们能特别放松地互相交流。”

  可是财大的氛围很保守，完全挫败了扎西的期待，草坪上没有高谈阔论的学生，只有说着上海话遛娃的小区居民，学生们行色匆匆，不是在看手机，就是在回寝室给手机充电的路上。

  大一时，他有一阵子每天都睡不着觉，感觉自己像头困兽，被束在宿舍里那张窄窄的床上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里，不知身边的人和自己有什么共同点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知道要怎么逃离。

  好在大二快结束时，遇到了喜欢音乐的朋友，看到别人自己做歌，他想，“Why not？”从此也开始学着做 beats，用藏语和汉语写词。对于一个敏感的人，只有创作才能够让他感到最大的解放。

  未来的选择：失序的世界里，我想先要点安全感

  比起扎西的不适，高言更快地接受了被暗示的规则：“进了这所学校，其实未来的出路比较清晰了，大家都去 ‘四大’、银行、证券。”

  财经院校的氛围自然要实用些，大家进校就开始考证，从 CPA 到 ACCA，哪怕他们在人文学院，证也是能考全都考，毕竟 “来都来了”。

  高言选修了不少财经类课程，也在考 ACCA 的证书，社会学毕业后，他打算工作一阵子再考法律类的研究生，“这样可以事法律审计的工作”。面对复杂的成人世界，跨边界的职业化是高言能想出的应对办法。

  证书被炒起来也是这几年，跟身边的同学一样，他也怀疑这是不是一场大骗局，以后市场需要这么多的持证人吗？但他能确定的一点是，“能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挣钱，感觉非常好。”

  高言的心里住着一个喜欢把事物装进方格的人，他向往一个秩序井然、容易理解的世界，但出去的第一场面试就把他弄蒙圈了：同一场面试的人里，从专科到博士生都有。“外面的世界好像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结构化，基本上还是无差别竞争”，所以，考一堆证书有什么用？你有了证书，你就是市场需要的人吗？

  不安稳与不确定，或许是全人类的处境，而 “保障感” 则是高言使用的高频词。还有几个月离开校园时，他为自己找到了两个 offer，一个是银行，另一个是家电公司的市场营销，两份工作的稳定度不一样，但他还在衡量。衡量来衡量去，他发现自己最害怕的原来是 “回家”，去干家里帮忙安排的工作。他不怕别人怎么看，但害怕自己不再学习和成长，害怕自己在精神上迅速地老去。

  学校的食堂旁，有一小片空地挨着宿舍区，也连着超市和球场，是一个简单舒适的公共区域，来自西藏老家的朋友下了课都来这里聊聊天，大四的话题自然是未来，而除了扎西之外，大家都打算毕业以后就回家了。

  “十二、三岁就来内地读书了，我们总要回去的。”

  “回家” 像是一个嘀嗒作响的背景音，回响在每个人的身后。只不过有的人近一点，有的远一点。“我们都离家久了，父母的身边没有人陪。” 但扎西的爸爸妈妈没有催他回家，只是他内心深处知道，一个来自西藏的孩子，或许总有一天是要回家的。

  在外读书的日子像是某种现代的游牧，高原的冬天气候寒冷，回家的路也太漫长。在内地读书的这几年，扎西说小时候带自己的长大的老人很多都 “没了”，不少老人熬不过冬天就去世了，等夏天回去才发现，家里的人少了一个。

  但一旦回了家，就得面对单一而保守的环境，他几乎不会有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、权力与声望都来自于他是哪个体制内单位的人。妈妈虽然支持他写歌，但那种氛围还是让他害怕，怕自己不得不变得很 “社会”，和人抽烟喝酒，用一样的套话，一样的手势。

  回去生活几近于在二十岁退休，但一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也能令人发疯。到底什么是重要的？那些睡不着的晚上，扎西回答了自己：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失败是，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天，却想着 “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拼一拼”。

  外面的世界里有太多可能性，扎西想知道他还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他决定不给自己设限，“哪怕有实际的困难，但感觉对的就尽可能去做。”

  回家，等四十岁的时候再回家吧。

  球场和房间：有一天自由总会有的

  三年多的混战后，他们快毕业了，但高言和扎西都常常忘记，他们七月就要离开学校。

  五点钟，高言说得回去接着改论文了，他的论文题目有关趣缘社群，研究因为对足球的共同喜爱而聚集在一起的团体。论文题目是他和导师一起确定的，发觉了自己对 b-box 的冷淡之后，足球成为他仅有的乐趣。

  高言说，如果没有限制，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去西班牙，去巴塞罗那，“最好能找一个在球场边修草坪之类的工作”。没有竞争与对抗，没有其他人的挑战，只有热烈的阳光，散场后的球场里让人沉醉的空旷与寂静。

  仲春的阳光很充足，关于未来的决定已经做好了，高言跟扎西都感到难得的放松。大学四年，好像最奢侈的竟然是这点空闲，放在生活里，像是偷来的东西。

  想到未来，最让扎西激动的是可以住进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房子，像任何心怀创作梦想的年轻人一样，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，“大家都可以来，我们想怎么装饰就怎么装饰，墙上可以贴我们喜欢的画，不一定是做歌的，画画也可以，我们可以有一段友谊，大家在一起很舒服，然后可以开心地做东西。”

  “现在的状况像是被束着一只手，你明白吗？” 他说，“如果可以这样的话，就可以很自在了”，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往后靠在椅子上，双臂张开，做出拥有很多空间的样子。

  在人类学中，人类学家用 “通过仪式”（rite of passage）来描述个人生活随年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。在人类文化中，长大常常是一场折磨跟试炼，通过了这场试炼，则确定你是一个可以尽到责任，享有权利的大人，这个过程，不是那么浪漫。

  大学的时间被 “考证” 吞噬掉了，就业竞争的前置，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必须更深地陷入进去。就业竞争也是阶层的竞争，它从职场期向前蔓延到高考期，走出家庭，走到外部，完整对接，严丝合缝，身在其中的人要么接受，要么离开。“闲逛、游荡，不合时宜地阅读与思考” 的 “游荡者”，似乎只能存在于社会主流与个体意愿之间的缝隙中。

  如果说一个刚进入大学的新生，需要的是更多的选择，那么正在面临毕业的高言和扎西，必须在种种选项中减少自己的选项。高言在思考中生长出了怀疑，他怀疑选择到底是不是都是假象，人究竟能否做决定，人能否拥有自由，“我们是否都在扮演那个角色，只是有人演得投入，有人演得勉强？”

  大四的人生，就像站在一场 party 散场后的紧急出口里面，看着逐渐吞噬掉快乐的晨光降临，不过艰难和不快的选择仍然好过没有选择，不是吗？（转自：VICE）